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养老金可能的“缺口”，如何平衡地区之间的落差，还需要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悉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那一条底线。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养老，事关人伦，事关人类代际更替的沉重话题。无论养老涉及的资金多寡、精力多少，都是重要的社会命题之一。养老金是否有“缺口”，更是直接关系到代际公平与支付焦虑的核心命题。人社部5月3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15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于支出，2015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9937亿元。这，无疑为人们服下一颗养老的定心丸。

2015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后当年养老保险“缺口”将超过3000亿元，在2014年“缺口”的1563亿元的基础上又多了不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但又不足以描述整体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道理很简单，这个“缺口”只不过是增幅与支出的差距。

简单地说，养老金作为“五险一金”的一种，增幅总是受到经济增速的影响，支出总是受到当期支付的制约。因此，两相抵触的差额取决于当期的特殊状况，也受制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短期状况制约。尤其是，正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近年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收入增幅均低于支出增幅。短期的“缺口”如同相对滞后的经济增速与财税增收的速度一般，难免会“慢一些”，不尽如人意“一些”。

但与此同时，养老金的收益却在不断改善中。比如，一方面是养老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可以获取投资收益。尽管这种投资的收益普遍认为风险不低，但却为各国普遍适用，增速也为各方普遍认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组合政策，来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增强基金自身的收支平衡能力”。另一方面，社保基金的增长率近年来也连续高于收入增长率，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投资的可靠性。

同时另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全国账面有结余，地方账面已有缺口，表明全国养老金没有得到统筹使用，资金效率偏低。由此，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养老金可能的“缺口”，如何平衡地区之间的落差，如何“破茧成蝶”，破除个别企业的逐利性，使社保实现最广大的公益性与监管的周全性，都需要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悉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那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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