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是个大事情!广州加发补“倒挂”,智利从典范变差评

来源:第一财经网作者:日期:2016-10-01

年年增加的养老金,对有些退休职工来说却不是好消息。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规定密集出台,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养老金“倒挂”矛盾的加深。


早退休,待遇高;

迟退休、待遇低?

这种养老金“倒挂”现象,合理吗?


两天前,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两份文件,解决该市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企业新增退休人员养老金倒挂的问题。



广州三年加发23亿


2006年起,国家要求各省市上调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遇标准。于是,地方几乎以每年10%的增长幅度进行调整。尽管今年的幅度有所减小,但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2006年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养老金“倒挂”现象,即“迟退休、待遇低;早退休,待遇高”


究其原因,是因为每年直接加钱的幅度,高于养老金自然增长的幅度。


以广东省为例,养老金自然增长靠的是基础养老金的增长。由于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基数是广东省社平工资,在此基础上,缴费年限越长,缴费越多,养老金就越高。而社平工资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同样工龄情况下,越迟退休养老金水平就越高。


但现实情况是,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增长较慢,赶不上养老金待遇调高的增长速度,也就难免出现“倒挂”。



两天前,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两份文件,解决该市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企业新增退休人员养老金倒挂的问题。


广州市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般来说,缴费年限比较短(25年以下)的群体,倒挂情况比较明显;缴费年限比较长(35年及以上)的群体,倒挂情况则不明显,个别人甚至不存在倒挂的问题。此外,由于退休时点和退休时的年龄各有不同,因此个体之间的倒挂情况也各不相同。


为此,广州采用定额乘系数的方法,系数根据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及申领养老金时间确定,三个社保年度的系数也不同,要对照相应表格查询。调整后,加发金额从企业退休人员首次领取养老金之月起发放,并一次性补发到退休人员养老金账户。


本次调整将惠及广州市三年新增退休人员18.06万人,广州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将为此支付8.63亿元。加上2014年为解决2006年至2013年6月间增加的退休人员养老金倒挂问题而支付的15亿元,在三年的时间内广州为此一共加发了23.63亿元养老金。



光靠补差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广州市人社局曾经承诺,只要在每个社保年度结束后,发现倒挂较严重的情况,都会按照定额、定比及系数来调整。


但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改变养老金调整机制,那么每过几年,就得再来一次“补差”。


而且,作为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所有城市都像广州这样“财大气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的保险基金富余有能力拿出这笔钱,那些欠发达地区就力不从心了,“这个没办法攀比”。


养老金倒挂最直接的影响,是弱化了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从而影响参保人员的积极性。



上个月人社部发布了《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企业养老保险“弃缴”比例正在攀升,平均每5名职工中就有一名未缴养老保险。


2015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参保职工的比例再次下降至80.3%,比2014年下降0.9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数字与2006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参保职工的比例接近90%相比,下降了接近10个百分点。


徐洪才说,当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断缴费现象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跟养老金倒挂不无关系。同时,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养老双轨制还未彻底破除,随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他建议,国家要有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这是难啃的硬骨头,要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倒挂的问题就要从中央层面下决心推动改革”。


广州市人社局副局长陈敏也曾表示,国家关注民生,调整养老金待遇本是好事,但“配套措施也要跟上才好”,需建立一个与缴费年限和缴费水平相挂钩的科学调整机制


一直关注基本养老金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谭功炎认为,应把政府每年普调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参保人员,以保持前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衡,使养老金标准调整政策更公平更合理。


智利养老金从典范落得人人诟病


曾经被喻为“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智利养老金体系,如今走到了十字路口。对智利民众而言,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实验所遗留下的种种后遗症。


8月中旬,百万智利民众齐齐涌上首都圣地亚哥和其他大城市的街头,抗议当前已运行多年的私人养老金体系,誓言要彻底推翻这一体系,甚至容不得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提出的改革意见。


其实,自1990年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府的独裁统治终结后,街头抗议游行已经很少在智利国内出现。而8月21日的百万民众游行却不是今年的第一次,早前的7月,智利同样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矛头直指当前的私人养老金体系。



目前,智利国内运行的养老金体系是由皮诺切特政府在1981年引进的。当时皮诺切特主导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所缔造的“智利模板”对当时很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单而言,“智利模板”以完全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制为政策核心,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简称AFPs)负责投资运营,政府立法并负责监管。


得益于高回报率及世界银行的赏识与力推,“智利模板”曾被包括玻利维亚、萨瓦尔多、墨西哥、哈萨克斯坦等33个国家仿效,其中9个国家几乎照搬了智利的养老金体系。


但是,35年后的今天,这一被多国仿效的样本却在本国遭遇瓶颈。花旗银行8月的最新报告显示,2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政府养老金资金缺口高达78万亿美元。而“智利模板”所遭遇的窘境正是当前全球养老金危机的缩影。


百万民众两度抗议


数据显示,8月21日涌上智利街头抗议私人养老金体系的民众多达100万人,同时,智利警方当天也出动了15万警力。


这一声势浩大的游行旨在给巴切莱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对已经汇集了近1760亿美元的养老金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对于巴切莱特政府而言,如果不听取民众的呼声,执政难度将加大。智利民调机构公共研究中心(Center of Public Studies)8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显示,巴切莱特政府的支持率已经在7月下降到15%,为2000年来历届总统支持率的最低点。


“我们希望总统和政府开诚布公,倾听民众的呼声,而不仅仅是AFPs的声音。”游行组织者——“拒绝AFP”(NO MORE AFP)组织的发言人梅塞纳(Luis Mesina)表示。




7月24日也有约100万智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自1981年起开始运作的养老金体系。当天,成千上万涌入智利大街小巷的工人家庭与中产阶级,手举标语“不要AFP”(NO AFP)。即便是在与隔海相望的复活节岛上,针对养老金体系的游行抗议也在街头上演。


“尽管智利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已运作了35年,但过去两年间,很多智利退休人员收到的养老金只有最低工资的30%~40%,远不及当初承诺的高回报,因此,成为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导火索。”专注于研究养老金体系变化的智利资本市场委员会专家、智库BBVA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塞拉维(Jorge Selaive)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游行发起人之一埃斯皮诺萨(Carolina Espinoza)称,如果政府对民众的呼声无动于衷,那就得等着11月4日的全国性大罢工。


自筹退休金


一度被推崇为典范的智利养老金体系如今缘何会落得人人诟病的下场?


1925年开始,智利以给付确定制为主的养老金制度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大负担,到了20世纪70年代,该模式下的退休金负债占智利全年GDP的126%,整个国家财政在退休金制度的拖累下濒临破产。


1981年,皮诺切特政府痛定思痛,宣布采取退休金制度改革:


雇员每月必须强制付出10%的薪资纳入AFPs账户中,雇主则无需另外向雇员提拨退休金;

雇员自由选择AFPs,退休后养老金给付由账户积累资产转化为年金或按计划领取;

为确保雇员自行缴纳的积极性,皮诺切特政府强迫雇主为员工加薪18%,降低雇员对此政策的反感。


可见,AFPs的建立并不是以雇主支付养老金为目的,而旨在充实智利的资本市场。2000年以前,智利政府规定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能管理一只基金,2000年开始放宽到2只基金,但仅限于投资固定收益工具。2002年起,这一标准再度放宽,每家管理公司可管理5只风险程度不同的基金。



目前,智利国内共有6家AFPs竞逐退休金市场,总计30个退休金计划,股票、债券都可以是投资标的。通过管理公司提供的各种方案,汇入智利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可投入银行、地产、矿产、铁路基建、医药、农林业等领域。


1992年,智利政府还给退休金的基金经理开放了30%可投资于海外市场的限额,让投资者有机会丰富投资组合,避免单一投入国家股市的系统性风险。


皮涅拉(Jose Pinera)在35年前曾参与智利养老金体系的设计,他将亲手打造的这一养老金体系形容为退休制度中的“梅赛德斯-奔驰”。在他看来,AFPs能激活员工的储蓄,将其转变为可供投资的资本,从而提高利润。


多年来,由于参与退休金制度的员工高达95%,智利国内养老金总额已近1700亿美元,相当于智利GDP的70%。加上66%的人选择积极型投资,2005年时,智利整体养老金的平均报酬率达到10.24%。逐渐活跃的本土资本市场使智利数百万民众开始脱贫,智利也摇身一变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养老金不及最低工资


那么,如此高额的回报率,是不是意味着智利的养老金体系能称得上完美无暇?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智利民众对AFPs表现出反感。


“世界银行也担心,智利的样本会就此坍塌。”伦敦卡斯商学院养老金研究专家大卫·布莱克(David Blake)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数据显示,AFPs目前平均每月发放给单个雇员的养老金还不及182美元(12万智利比索),最高额度也仅为449美元。AFPs每月支付的养老金中,91%都低于236美元,相当于智利国内最低工资(379美元)的62%。这也是被多数智利民众诟病的所在。当每月提取的养老金还不及最低工资水平时,等待智利民众的就是退休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家庭的养老负担日趋沉重。


另一方面,抱怨最多的退休人员在退休前多为过着体面生活的中产阶级。很多退休前月均工资在2276美元的教授、律师,退休后往往仅能拿到531美元的退休工资,尽管尚位于智利国内的平均收入线之上,但财富的大幅缩水不仅使该群体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也在无形中抬高了退休后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那些还要坚持还贷的退休人员。因此不难理解,那些走上智利街头抗议游行的人群中,不乏教师、律师等知识分子的身影。


此外,时不时被智利媒体抖出的政客与雇主的贪腐丑闻也加剧了民众对现行养老金体系的不满。根据智利媒体报道,一些退休政府高官被曝每月领取7586美元养老金,比如社会党前主席奥斯瓦尔多·安德拉德(Osvaldo Andrade)。也有退休的军队将领被媒体点名,这些退休的军队高官甚至拿着AFPs发放的2倍于普通退休民众的工资。


因此,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是智利普通民众走上街头的诉求之一。OECD的数据显示,智利是OECD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内1%的人口掌握着超过35%的财富。在智利,或许只有3%的上层民众能真正享受到AFPs的好处,但问题是,AFPs资金的真正来源正是普通雇员每月缴纳的10%的薪水。



在塞拉维看来,智利养老金体系如今之所以岌岌可危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寿命延长,另一方面因为民众的储蓄率下降。就预期寿命变化而言,当前60岁退休的女性其预期寿命可达到90岁。按照智利女性缴款平均年限15年来计算,15年缴纳的资金却必须资助预期高达30年的养老金支付。“可以想象,无论储蓄回报率达到何种天文数字,都无法带来满意的养老金数额。”塞拉维称。


就储蓄率而言,这是智利,甚至是整个拉美地区不可忽视的现实。作为这一养老金体系的设计师,皮涅拉当时预计,每个智利员工将至少持续存款30年。但是,如今由智利养老金基金协会(Pension Funds Association)发起的调查显示,每4个智利退休工人中,只有一个在退休前的存款超过25年。


这一点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调查机构Adimark的研究显示,近3/4的受访青年并不知道金融产品是什么,更别提储蓄这一概念。塞拉维告诉本报记者:“即便智利是全球首创私人养老金体系的国家,政府对民众就养老金的作用、储蓄重要性的普及还不够。”


塞拉维强调,尽管智利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相比其他拉美国家正规得多,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妇女,要么处于失业状态,要么干着一份没有正式合同的工作,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经常换工作也加大了定期缴费的难度。而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要求这一群体向个人账户存款的法规执行难度也很大。”他说道。



除了储蓄率不足外,雇员在现行体系下想尽办法不缴退休金或是高薪低报的现象比比皆是。根据智利经济学家鲁伊斯-格莱塔(Jaime Ruiz-Tagle)的研究,月薪1000美元的雇员往往只申报460美元,只为每月可以少缴养老金,这种作风在低薪阶级更是盛行。


由于1981年的改革规定,在个人缴费期满 20年而账户资产积累额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下,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使个人退休金达到社会最低养老金标准。因此靠虚报收入,将来每个月也还能有近90美元的养老金可领,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企业也借着虚报雇员薪资来避税或减少其他支出。


此外,智利养老金高报酬率的乐观预期建立在1985~1991年期间的高利率环境和企业私有化的基础上。当时智利民众的养老金平均报酬一度高达35%。但近年来,随着通胀带来的威胁,再加上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智利经济降温显著。智利央行行长去年12月曾警告,智利的通胀水平仍有可能在未来数月上升至4%的水平,因此难免会影响养老金的投资结果。


同时,布莱克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基金经理高收费的乱象也进一步使得回报率缩水,抬高了养老金运作的成本。数据显示,从1981~2013年,储蓄者净回报为实际投资收益的8.6%,但居高不下的手续费却让同一时期的储蓄者净回报率降至约3%。


养老金重归国有?


对于智利民众要求彻底抛弃AFPs的诉求,塞拉维并不认可。他并不觉得智利的这一体系一无是处,至少它促进了智利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智利的资本市场。因此,在塞拉维看来,如何通过改进当前的体系,避免上述种种弊端,才是巴切莱特政府的当务之急。


塞拉维给出的建议是,比如将储蓄率从当前的10%提升至15%~18%,同时至少将女性的退休年龄从当前的60岁提高至65岁。


布莱克也认为,智利养老金体系的示范效应犹在。比如,在养老金给付方面,通过电子竞拍机制,在确保相互竞争的氛围中,为遗属与伤残保险购买者挑选保险。


自去年起主导养老金改革的智利专家戴维·布拉沃(David Bravo)也希望逐步完善这一体系,而不是彻底否定。“在皮诺切特时代,智利已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此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保持平衡。”他解释道。


巴切莱特政府也更希望保留这一体制,通过政府能力范围内的小修小补,寻找与民众诉求间的平衡点。早在2008年,巴切莱特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她就着手进行了养老金的第一轮改革。当时已朝混合制的方向发展,通过引进基于税收的“团结基金”(Solidarity Fund)以补足低收入阶层的养老金。


如今这一改革计划还在不断完善中。新计划将改变当前养老金体系全靠民众自掏腰包的局面,要求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增加现有的养老金规模,在未来实现更均等的发放。比如,要求智利国内的企业在雇员上缴10%的工资之余,再将相当于雇员工资5%的资金捐献给“团结基金”。而这是智利引进养老金体系以来的第一次。



同时,计划建议雇员从长计议,每月从工资中缴纳比现在更多的资金,用以今后的养老大计,甚至不排除将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5岁提升至67岁。


在智利养老金政策专家乔纳森·克鲁德(Jonathan Callund)看来,与其他国家政府通过高筑债台来发放养老金的做法不同,智利国内没有因此堆积的债务,这也是智利改革自身养老金体系的优势所在。


但显然,巴切莱特的改革计划无法满足游行民众的需求。后者希望政府在养老金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非常欢迎将AFPs国有化的提议。他们所希望的养老金发放体系不仅仅由雇员本身出资,而是要建立在一个由雇主、政府和雇员三方一起出资的架构下,把监督权交给雇员,防止资金的滥用与腐败现象的发生。


巴切莱特政府主导的这些改革能否在明年总统大选前闯关议会还尚不可知。如果这些建议落地,那么将导致政府每年额外支出15亿美元,相当于智利GDP的0.5%,无疑给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陷入困境的智利财政带来压力。


“如今,全球都面临一场退休危机。然而,解决方案以及机遇并非没有,前提是政府和企业要采取行动开始应对这一问题。这些对话和行动需要立即发生。”花旗银行在报告中指出。


为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花旗的报告给出的对策是,各国可采取的行动应包括公布政府养老金缺口的规模;提高退休年龄;采用集体固定缴费计划,风险和收益共享;创造一种“软性强制”机制,推动个人养老储蓄上升等。


花旗指出:“如果各方能够妥协,这一体系将变得可持续。如果不能妥协折中,迎接我们的就是灾难。”


在布拉沃看来,如果智利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能够成功,那么对于那些由于人口老龄化急剧上升、债券收益率处于历史低点而导致养老金不足的国家而言,“智利模式”依旧能成为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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