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快讯】《智利养老金制度研究》序言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房连泉同志的邀请，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为其出版的《智利养老金制度研究》撰写序言。该书刚刚出版，这里刊发郑秉文的序言。

原文

智利，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看，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
——是南美大陆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是中国加入WTO谈判过程中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
——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FTA的国家（至今共计3个）；
——是南美大陆第一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乌拉圭）；
——几乎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独裁政府统治下用铁腕建立起标准的自由市场制度并且顺利还政于民的国家；
——几乎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成功实施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
——当然，智利还是第一个创建社会保障新模式“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的国家。
1973年的“911”，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遇害身亡，皮诺切特将军上台继任。于是，智利开始了17年的独裁统治。在这17年里，皮诺切特总统用铁血政策彻底砸碎了国家发展的旧范式，从阿根廷式的民粹主义，走向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自由的精英主义发展道路。皮诺切特大刀阔斧甚至血腥的改革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1990年还政于民以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为智利发展的基本面日益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吸引越来越多的眼球，甚至成为世界各国的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一朵奇葩。
智利之所以在经济和政治转型中取得成功，是与社会转型获得成功、社会发展长期稳定分不开的，而后者则多多少少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获得成功是分不开的：1981年智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各级财政就从未介入养老保险制度，财政受养老保险拖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以认购券方式化解转型成本的一系列转型措施基本是成功的，新旧制度的切换、衔接、过渡是顺利和平稳的，三十四年过去了，制度转型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制度转型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由养老保险制度诱发的社会不满和社会运动的记录，由此可看到，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从此成为社会稳定和治理结构的一个基石。
在学界和政界，智利首创的模式称之为“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还被广泛地称之为“私有化”改革。但在政党政治中，私有化这个词不被认为是个褒义词，即使在十几年前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试图效法智利社会保障的改革，两党政治家在相互攻击时都尽量避开使用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很肮脏，他们常常很隐晦地把“privatization”这个词（私有化）指代为“The P Word ” ，因为它在美国老年群体中将会引起反面作用。尽管这样，“智利模式”也好，“智利革命”也罢，还是“智利现象”，智利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浪潮，仅在在拉美丁美洲地区效法智利改革的国家就达12个；以引入个人账户为典型特征的改革蔓延到三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都根据国情多多少少引入了“账户因素”；1997年中国确立和建立起一个“统账结合”即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智利模式”制度；2000年中国香港地区建立起一个几乎与智利模式完全一模一样的制度，它称之为“强积金”。
智利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即引入个人账户，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参保人实行自我积累；建立专门投资公司进行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投资；参保人即账户持有人对账户资产的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负有全权的责任并实施个人操作。这三个特征可以说是“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的“标准配置”，无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例如，中国香港地区），或是在东欧国家，甚至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他们的改革设计均未超出这个基本范畴，尽管他们各自稍有变异。
智利模式之所以具有星火燎原之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之一必然是人口老龄化（这里指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达到10%以上）的因素。毫无疑问，导致智利模式席卷全球的因素可能很多，比如，全球化浪潮在上个世纪末席卷全球，智利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便携性很好，由此受到各个政府的青睐；再如，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各国的公共债务日益严重，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PAYGO）的负担日益沉重，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智利模式；那么，人口老龄化也是智利模式开始“吃香”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就是财政负担沉重的原因，说到底他们是一个诱因，即在现收现付制下，人口老龄化日益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例如，1950年东欧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是12.1% ，到2015年高达21.1%，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必然驱使他们在上个世纪初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时要考虑到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因为1995年时，东欧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早已达到17.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81年智利人口还未进入老龄化阶段，60岁及以上人口仅占8.2%，且，当时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也未像欧洲国家那样如此不堪重负。这就足以显示，智利1981年进行的制度创新是有先见之明的，它预见到了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可持续，所以，这也是智利神奇的地方。
智利模式之所以成为学界的口头禅，“言必称罗马”，是因为智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框架，引入了一个新颖的研究方法，完善了一套尚未完善的研究规范，养老金研究的疆域与视野刹那间得以极大拓宽。首先，就研究框架而言，在智利模式诞生之前，养老金研究中的重点即待遇给付与融资方式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框架，只是在DB型和现收现付里打转转，其研究方法囿于一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对比分析。智利模式诞生后，情况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DC型与完全积累制（FF）与之形成一个对立的模式，于是，这两个对应的极端模式，就框定了一个分析架构，于是，研究框架就自然形成；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智利模式刚一诞生，已然就形成一个十分诱人的工具箱，吸引无数学人和智者，于是，分析比较就自然成为一个时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就成为养老金和养老保险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方法，包括待遇给付和融资方式在内的养老金的制度比较研究从此就踏上一个新台阶；再次，就研究规范而言，智利模式诞生以后，养老金的研究规范得以迅速确立和发展，就是说， DB与DC、PAYGO与FF的比较研究迅速成熟起来，在这个基本范式的基础上，其实际意义可能不大、但其学术含义十分丰富的研究规范得以建立起来，成为养老金研究最为时髦的东西，例如，在DB+PAYGO和DC+FF的基础上，必然会导致出现DB+FF和DC+PAYGO，尽管前者“DB+FF”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不存在的，基本是虚拟的，但作为一个研究范式，它是有意义的，即它划定了一个出发点，由此必然会导致出现后者“DC+PAYGO”，而这实际就是NDC，就是瑞典模式；进而，有了NDC，相对应地，人们必然会脱口而出，延伸到FDC，于是，智利模式自然就成为FDC的一个典型样板了；最后，养老金研究的疆域和视野得以极大拓展，这是因为，在社会保障这个大家庭里，智利模式的诞生和加入，使养老金的研究疆域扩展到可以覆盖所有国家，只要建立这个制度，就会跑不掉，不管什么模式、什么制度类型，几乎一网打尽，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制度都纳入其中了，使例外真的成为例外了，重要的是，养老金的研究前沿大大向前推进了，养老金的融资理论和待遇计发理论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养老金领域得以扎根和深入。智利模式的诞生对养老金研究上述四个学术方面的促进大概就是学者“言必称罗马”的主要原因。
智利模式之所以其价值越来越显示其弥足珍贵，意义深远，是因为它引发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1995年拉脱维亚和2000年瑞典等8国建立的“名义缴费确定型”（NDC）具有蔓延之势，对其感兴趣的国家越来越多，对其欣赏的政府也越来越多；瑞典犹如当年的智利，成为改革的前沿，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甚至包括中国。如果说智利是掀起第一轮改革浪潮的始作俑者，那么，瑞典就将成为推动第二轮改革的推动者。那么，昔日明星智利的光彩会由于瑞典模式的出现而黯然失色呢？不能。须知，从理论演绎的角度看，没有智利的DC型革命，就没有瑞典的NDC型改良！换言之，没有智利，哪有瑞典？理论传承的清晰脉络和制度创新先后顺序告诉人们，智利的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源头，是瑞典的制度创新的源泉。相较于智利模式，瑞典模式的特点是它扬弃了智利模式需要天文数字转型成本的缺陷，保留了其多缴多得的DC因素，并且引入了生物收益率的崭新要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严峻趋势中使人们眼前一亮，感到“柳暗花明”，尤其对那些人口老龄化较为严峻和债务负担较为沉重的国家来说，瑞典模式就更加显示出其特有的魅力。因此，从本质上讲，瑞典模式是智利模式的升级版，或称智利模式的变异而已，根子还在智利模式那里。
智利模式之所以让人们难以忘怀，尤其是让金融投资等专业人士也常常挂在嘴边，是因为它首次真正地让公共养老金与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前，由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都是现收现付制，基金收支余额几乎是零，很多国家甚至是赤字，需要财政提供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转，根本就谈不上“投资”二字，基本都没有投资行为。智利模式诞生之后，首先引入眼帘的就是建立一站式服务的“养老基金公司”（AFP），没有AFP，智利模式就无法运转，所以，AFP成为智利模式的运行载体，AFP这三个字母由此引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是资本市场上的，也是思维观念上的。说是资本市场上的革命，是因为，此前在欧美国家的资本市场，参与投资的只有私人养老基金，公共养老基金基本是不存在的，是智利将公共养老基金率先参与到资本市场投资之中，回报率十分诱人；说是思维观念上的革命，是因为，它让人们更加浮想联翩：先是美国1990年将缴费率提高到12.4%之后，每年都利用大规模结余基金对国债实行投资，4%-5%的可观回报率使美国公共养老基金（OASDI）迅速积累起来，到2013年底已高达2.76万亿美元，24年来，投资收益占基金全部规模的一半以上；后是加拿大1997年提高缴费率，故意形成一个基金池进行市场化投资，旨在获取理想收益率，减少后代由于老龄化而必须支付的较高缴费率，实现代际公平。没有资料能够证明，美国1990年和加拿大1997年投资行为的改革是受智利模式的启发，但是，如果说2000年日本和韩国建立投资体制的改革是受美国和加拿大的启发的话，笔者有理由认为，美国和加拿大的改革多多少少会受到智利投资的某种“提示”。于是，智利的“提示”就是提醒人们要将公共养老基金与投资体制结合起来，将养老保险制度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这就是智利敢开历史先河的“提示”效应。
智利模式已经历史性成为社会保障改革的一个定盘星，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它。
所以，研究智利模式，尤其是研究智利养老基金投资管理体制等，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房连泉博士的专著就堪称一部这个领域的上乘之作。就笔者所及，目前在中文文献中研究智利养老金投资体制的专著还几乎没有；难能可贵的是，房连泉博士既是拉美问题专家，又是知名的社会保障问题专家，还在拉美研究所长期耕耘，具有先天的条件优势；由一位优秀的中青年专业人士撰写这样一部专业著作，实在应该奖掖。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毫无疑问，建立投资体制是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亟需借鉴国外的投资管理体制的一些做法。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房连泉博士出版了这部《智利养老金金制度研究》，这是非常及时的，是拉美研究界和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衷心祝贺。
作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过的一员和长期在社会保障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我面对这部书稿，在出访的万米高空，应邀写出这篇文字，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