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来,一条名为“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视频的热传,使号贩子问题持续升温。号贩子,是一些在号源紧缺的大医院内做倒号生意的人，他们或者雇人整夜排队，或者通过网络等渠道先占有号源，然后加价将排来的专家号，卖给需要的患者，从中获利。视频中的女孩怒指号贩子“太猖獗”，将300元的专家号炒到4500元，并且质疑医院保安不作为，导致自己排了一整天的队都无法挂到专家号。百度搜索“号贩子问题”，得到了180多万条搜索结果，专家号“一号难求”、“天价挂号费”、号贩子屡禁不止、医院保安参与贩号等种种问题，都在严重侵害着患者的利益，而医院医生辛辛苦苦看病，有时还要受到患者指责：“千里迢迢从外省赶来，花了几千元挂号费，却只看了几分钟就打发了，是不是没有认真给我看病？”令医生倍感委屈，更严重影响了医院声誉。
针对号贩子问题，正在进行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上海市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政协委员葛均波提出可通过推广专家团队服务模式来防范号贩子。即将大型热门医院的医生组成多个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权威专家带领，包含几个低年资医生，普通的病由低年资医生看，严重疑难疾病再转给权威专家看，通过这种方式来节省医疗资源。这一提议令我觉得眼前一亮：首先，挂号难问题并不是普遍存在于每个医生身上，某些知名专家的号往往一放出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被抢光，而一些普通医生则号源充足，甚至可能一整天都没有病人。“挂号难”问题体现为“结构性挂号难”。其次，90%的疾病可能根本不需要知名专家来看，老百姓治病心切，都希望找最好的医生给自己、给自己的亲人看病，因此到了一个医院，就打听好哪一位医生最权威，要求只挂这位医生的号，这样的心理可以理解。但结果就是知名专家平时往往因科研、手术等任务繁重，出诊时间少，而在较少的出诊时间中，看的还都是极普通的疾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而一些资历较浅的医生，却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许多实践锻炼机会，不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和成长。普通老百姓也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无法判断疾病轻重程度从而做出普通医生还是专家医生的选择。专家团队服务模式的建立，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入口：不管是什么疾病，都由普通医生先看，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严重的自己解决，严重的再交由资深专家讨论解决。这样，对老百姓来说，挂哪个号都一样，只要号源充足，理论上都能挂到号，不存在有些号特别抢手，有些号无人问津的情况，而对一些真正身患重大疾病的患者，也不必担心因抢不到号而贻误病情。对资深专家来说，他们的阅历和能力都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必再为大量的普通疾病浪费精力了。而对低年资医生来说，这种方式增加了他们的实践锻炼机会，遇到疑难重大疾病时，低年资医生通过自己思考、发现问题之后再转给专家医生诊治，自己也能迅速增加经验，从长远看，对年轻一代医生的积累和成长十分有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希望将浙江省多年前就开始推行的实名制挂号方式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实名制挂号方式要求患者就诊时号子上的名字与身份证、医保卡上的名字全部符合，如果不符合，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卡死，不能为病人写病历、出药，这大大增加了号贩子倒号的难度，因为如果号贩子要伪造证件，那相当于他要为每一个病人伪造一份证件，导致成本过高。这一办法基本上杜绝了号贩子问题。但在网上挂号方式成为主流之后，不少号贩子仍在利用虚假的身份证信息注册帐号，进行抢号占用号源，找到买家之后通过电话或网络取消，然后用买主信息立即重新约号。“我建议在目前实名制挂号的基础上，挂号预约系统还要加快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对接，并且在就诊时由医生核对病人身份信息，彻底杜绝号贩子。”葛明华说。
葛明华代表还建议医院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严打倒号、贩号行为，形成高压态势，使号贩子的违法成本大大高于所获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公安部门执法有据。就目前现状来看，一些派出所执法民警也十分无奈，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抓住了这些号贩子只能治安拘留五天；罚款金额太低，基本都在一百元以内；有的号贩子主动认罚100元了事，罚了就不能拘，拘了就不能罚，如此低的处罚力度，总不能对号贩子形成致命打击。相比之下，“号贩子”的孪生兄弟“票贩子”所受的约束就大得多，根据《刑法》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样是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行为，倒票就判刑，而危及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医院号贩子却只能治安处罚！这不能不说是法律上的严重漏洞！葛明华代表将在两会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刑事案件追诉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号贩子”的司法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完善。
治标更要治本，葛明华代表将根除“号贩子”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和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参加台湾代表团审议时解释了如何推进分级诊疗体系，要恢复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三级诊疗网络，具体做法就是“小病常见病要在社区，要在基层，大医院要有大医院的功能定位，要看疑难重症，同时要带教，要搞科研，要培养人才，这是大医院的定位，各自的定位不一样，通过各种措施形成这样一个分级诊疗的机制”。陕西省已于去年6月份颁布实施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为核心，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主要包括了配备全科医生名额、报销比例向基层倾斜等政策让群众愿意去基层看病，通过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来协调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工作，规定患者逐级转诊，危重病患者可以越级转诊等措施。以此来解决群众一窝蜂涌入大医院看病的问题。浙江预计到2020年实现“未经转诊、不能报销”制度。
“号贩子”问题的显现，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环境存在的许多问题，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治标治本，才能真正帮助解决“号贩子”的老大难问题。而两会上对号贩子问题的关注和引发的热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都能享受到方便、便宜的医疗卫生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