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卫计委宣布第一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束，并公布了3种参加谈判的药品的定价，其中替诺氟韦酯（tenofovir，商品名韦瑞德）定价为每30片490元，两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埃克替尼（icotinib，商品名凯美纳 Conmana）定价为每21片1399元，吉非替尼（gefitinib，商品名易瑞沙 Iressa）定价为每10片2358元。根据卫计委的公告，谈判之后这三种药品的定价都有大幅度下降，分别为67%、54%和55%。

通过谈判来确定专利药品的价格，这是完善市场准入应采取的方式。本次谈判，由政府主导，16部委联合，组织专家论证，按照“一药一策”的思路与制药厂商进行谈判，结果出来后开始落实医保报销，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做法，应该得到各界的支持。

但是从谈判过程中、谈判结束后的各类公告和新闻来看，还有需要改进之处，重点是在谈判过程的透明度和谈判之后的医保落实上。

首先，谈判过程依然不够透明。卫计委仅公告了最后的定价结果，对谈判过程却语焉不详。16部委联合委员会的定价谈判原则是什么、制药厂商呈送了什么文件数据、联合委员会邀请了哪些专家进行评估、专家评估意见是什么、联合委员会和制药厂商对专家评估意见的看法、谈判中还考虑了什么因素（例如供应量）等等，都需要公之于众才能建立公信力。卫计委的公告中明确表示有全过程监督，进行录音录像等，那么何不公布一份详尽的谈判过程报告呢？去年我在代表《中国药物经济学》杂志社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CPER）和英国NICE卫生技术评介中心技术评估部主任迈因德特·博尔森（Meindert Boysen）沟通时，向他询问过对在中国建立卫生技术评估（HTA）体系有何建议。他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一开始就让患者和医生参与进来，否则，如果公众觉得进行HTA评估不是为了全社会效益，而只是为了“省钱”，整个过程就会失去说服力，无法得到公众支持。

其次，谈判中的一些细节很重要，必须公告各方，才有助于建立公信力。例如在最后的定价上，卫计委的公告强调的是“药品价格降幅均在50%以上，与周边国家（地区）趋同”。首先，药品价格下降确实有益于患者，但是药品定价谈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价，而是为了保证利益相关各方（其中包括患者、支付方即医保、医疗单位和制药厂商）的利益得到平衡，让整个医疗体系具有可持续性。第二，公告似乎暗示定价时采用了国际参考定价的模式，但这里再一次细节模糊。这些细节都必须公示，才能让各方信服，获得公众支持。

还有，本次定价谈判原来有5种药品，公告时只有3种，另外两种药品，新基生产的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和罗氏生产的治疗非小细胞癌的厄洛替尼（erlotinib）是否退出了？是因为什么原因退出？这些在卫计委的公告中都没有披露，只有一些新闻报道说是因为制药厂商不同意定价宁愿退出，但没有信息来源，任由媒体猜测其实对联合委员会和制药厂商都不公平。

去年定价谈判消息传出时，我就说过药品价格谈判必须和药品纳入医保直接挂钩才有意义，所以很高兴看到卫计委同时发出了《关于做好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但是公告中未谈到3种谈判定价药品是否纳入国家或省级基药名单，或是医保报销程度，有些报道说通过定价谈判的专利药将不计入药占比，这一点还需要官方确认。

再联系到近几天的另一则新闻，有关湖南将16种肿瘤靶向药物纳入大病医保的特殊药品支付范围的消息（其中包括埃克替尼，吉非替尼还有退出谈判的厄洛替尼），在赞赏湖南的做法的同时，我也在猜测，在专利药市场准入上，中国是否将走向类似加拿大的在国家一级负责药品定价，再由地方决定医保是否覆盖的道路。湖南的特殊药品支付方案，其实是有封顶的，医保支付50-70%，并且如果每年费用超过12万，不支付12万以上的部分。加拿大的市场准入方式信誉度很高，但也有一些批评意见，原因是虽然由联邦政府负责定价谈判，但是加拿大各省在决定是否支付时，往往还要再审查一次，给制药厂商带来额外负担，这一点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次国家药品谈判完成，是一件让人高兴的时，但是有些报道说此举已“改变高价专利药生态”，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关键在细节中，政府还需要在过程透明和医保落实上多下功夫，才能建立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市场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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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7日

吕品 博士

•     1998年获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博士学位，1999年赴英国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曾分别在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和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病理部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胚胎与成体细胞分裂周期和DNA合成的调控机制，以及肝细胞多倍体形成原因等。

•     近年来主要从事药物经济学和疗效研究领域的科研和传播工作，包括出版规划、研究方案设计、实证评估、新型传播工具开发等，涉及多个医疗领域。兴趣重点在公共卫生政策、市场准入和卫生技术评估(HTA)上，对欧美地区的医疗科技评估和药物定价体系有广泛的了解。

•     2015年4月起担任《中国药物经济学》杂志社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CPER）国际合作部研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