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人社部举行2016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从就业、 社会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关系5个方面，通报了人社部第二季度的工作情况。其中，延迟退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提出是基于人口老龄化这样大背景的。
2015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6.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剧。
在这种大背景下，怎么样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怎么样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向前推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研究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有这样一些考虑：
一是小步慢提，逐步到位。坚持每年只延迟几个月，经过相当长一个时间逐步达到目标年龄。
三是预先公告，做好公示。因为这个政策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按照中央的要求，凡是涉及重大民生的政策，都要广泛充分地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我们目前在政策研究设计过程中，经过一些必要程序之后会把这个方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
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前一段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是，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就业压力这么大，如果延迟退休，有一部分岗位可能会被占据，这对于青年就业有什么影响？
应该说，延迟退休年龄这个政策在研究设计过程中，我们是高度重视对就业的影响，用了大量数据进行过多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论证，结论是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是有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现在，需要很多年以后，而且节奏是比较慢的，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我们的人口变化、劳动状况变化的过程是相应的。总体希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和劳动力状况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第二，从就业结构上来看，将来延迟退休应该说有一部分岗位是会影响到年轻人，但是 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很多传统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的岗位是将来退休岗位里的多数。而现在新兴产业在不断崛起，将来年轻人更愿意去的岗位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业。延迟退休占用岗位和将来年轻人需要的岗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加减关系。比如第二产业制造业煤炭钢铁工人退休之后，新的年轻人就业，并不是要去那些岗位，可能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这些岗位中。所以从行业类型来看，并不是简单的延退的岗位就会影响到年轻人新的就业岗位。
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保险不会有大的影响
延迟退休是不是养老金的待遇少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深入研究。基本结论是：延迟退休并不会减少个人养老金的待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养老金的待遇无非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的计发办法是长缴长得、多缴多得。
基础养老金的确定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缴费的基数；二是缴费时间长短。从缴费基数来说，延迟退休后，工资上涨的概率大。从缴费时间来说，延迟退休后缴费时间延长，基础养老金数额自然是增加的。
专家学者就延迟退休答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
记者：有一些人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因为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您如何看？
郑功成：我一直不赞成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捆绑在一起。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养老金支付难题，是有损社会契约精神、减损公民权益的做法。因此，尽管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制度确实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但这种相关性只是根据前述诸因素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后产生的一个客观结果。即便因延迟退休年龄而增加了养老保险缴费收入，也应当按照长缴多得反馈于参保者。
就我国而言，截至2015年底，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战略储备金已超1.5万亿元，人社部公布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亦有4万亿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还在逐年增长，局部地区的收支缺口只是全国统一的法定制度安排被地区分割所异化的不良结果。因此，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基金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消除地区分割的异化后果并防止基金贬值的问题。
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国家，无疑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德国。德国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追求年度收支平衡，迄今已经平稳运行120多年。2011年，德国人均寿命超过80岁后，养老保险基金年度结余45亿欧元。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起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9.9%降至19.6%，并继续提高养老金待遇。同时，也决定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从当时的65岁逐步延长到2029年的67岁。显而易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始国并非因养老金缺口而延迟退休年龄，而是基于寿命延长与人口结构变化，这是维护代际公平的需要，也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需要。
记者：一些人担心，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今后会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您赞同这种看法吗？
郑功成：如果退休人员不再就业，则一人退休等于空出了一个就业岗位，延迟退休意味着等量就业岗位置换的延迟，但考虑到当前的情形，这种简单的替代性结论并不成立：
其一，一些退休人员再就业在各地都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实质上部分消减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从就业供求总量来看，再就业的退休人员并未退出劳动岗位，他们或在原单位继续上班，或被其他单位返聘，从而使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就业岗位的影响打了较大折扣。
其二，“小步渐进”的延迟退休方式，必然降低其对就业的影响。如果每年延迟4个月，则每延迟一人退休，当年影响的只是1/3个就业岗位。因此，“小步渐进”既是为了维护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公正性，也是为了有效控制其对就业岗位的冲击。
其三，我国男性延迟退休的空间不大，女性延迟退休的空间较大，故女性延迟退休已在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先行。这种的政策取向又进一步减弱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就业岗位的总体影响，因为不是全体劳动者都要同步大幅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记者：您认为，我国理想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时间节点提高到多少岁？
郑功成：从全面兼顾、理性延退的思路出发，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是可行的。其基本依据包括：
一是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到2020年将达到77岁左右，2030年为80岁左右；
二是根据现在年均减少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推算，2030年后青壮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将开始出现；
三是代际公平的需要，即老龄化在加速行进，若不及时调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从而直接损害代际养老负担的公平；
四是再经过20-30年的努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将使劳动强度大为减轻，从而会为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创造相应的条件。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何继明
记者：延迟退休改革需要调整哪些配套政策？
何继明：一是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多劳多得+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迟领不少得”激励机制，保证工作时间长的人总体利益不但不会降低，反而更高。
二是通过税收手段来调整。比如，男满60岁、女满55岁仍继续工作的人，对其高龄期间工作所取得工资、薪金等实行税收优惠，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
三是处在政策过渡期的老年人群，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允许其申请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假设未来退休年龄是63岁，那么60岁到63岁这部分人，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可以领取打折的养老金以供生活。当然，如果个人不领取，则在63岁以后追加发放。
四是要建立科学的养老金调整机制。过去，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起点较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职职工工资收入和物价也连续上涨。因而，养老金连年高比例增长有其必要性，也有经济支撑。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职职工工资收入增长不明显，出现“工资与养老金倒挂”现象。高龄职工普遍感到，继续工作的净收入比领取养老金还低。因此，养老金年度增长比例，需要重新评估和精确测算，防止出现不合理的“倒挂”现象。
记者：有人认为，延迟退休改革之前的一代人占了便宜，而改革之后的一代人吃了亏，利益受到影响，您怎么看？
何继明：第一，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一代人”和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这一代人”的起始工作时间有很大差异。“上一代人”往往初中、高中毕业后，十几岁就开始工作，到我国当前法定退休年龄，他们的工龄通常是40多年。而“这一代人”由于很多人读专科、本科或研究生，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普遍都在20岁以上，比“上一代人”的起始工作时间平均延迟了6-10年。因此，如果以相同退休年龄为界限，那么，“这一代人”的总工作时间实际上是比“上一代”短了好几年，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也短了好几年。
第二，“这一代人”平均预期寿命比“上一代人”多了好几年，意味着“这一代人”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变长了。因此，即便“这一代人”退休年龄标准延迟至63岁以后，他们领取养老金的累计时间还是比“上一代人”长。
第三，“上一代人”往往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他们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确实不能再胜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劳动条件改善，“这一代人”男60岁、女55岁后可胜任的工作岗位还有很多，如果未老先退、能干先休，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四，“上一代人”的个人和家庭财富积累普遍较少，养老金可能是他们晚年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一代人”个人和家庭财富来源渠道更广，例如房产增值、投资理财收益和存款。对许多“这一代人”来说，养老金甚至不再是他们晚年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养老金领取时间节点的变化，不会对他们晚年生活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
记者：应该如何推进延迟退休政策？
申曙光：从政策具体实施的角度来讲，延迟退休应该有一个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不要一步到位。现阶段，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政策框架。
随着当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很难预知未来几十年后的社会发展。即使做出了判断，也可能也会有很大的误差。但是，现阶段我们可以预知的是，我国老龄化进程还在不断加剧、加深，由老龄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在持续发酵，这是确切无疑的。再加上平均预期寿命、劳动力需求等因素，退休年龄在总体上应该确定予以延迟。至于到底延迟退休到多少岁，我认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灵活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也就是说，应当先制定好政策框架，分步推进、动态调整。
根据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同的行业类型可以有不同的退休年龄。医生、教师、体力劳动者、有毒有害等特殊行业从业人员，他们的退休年龄本来就不应该一样。例如，一个博士后30岁开始工作，55岁就退休了，读书23年，工作只有25年，是不是早了一点？而且，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往往50岁左右才开始达到职业的最佳状态，达到为社会做贡献的最佳状态，如果此时退休，岂不是一种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所以，在老龄化社会，社会以及不同群体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政策本身，以及单纯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影响，还要考虑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考虑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区别对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区别对待不同行业的劳动者。要考虑劳动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程度和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潜能，避免资源的浪费。
记者：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申曙光：首先，延迟退休会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我认为，即使有，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需要延迟退休年龄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一定是年轻人能够顶替的，往往这样的人退休了，反而会使一些年轻人失掉工作机会。
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高素质人才潜能的发挥，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工作岗位。现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没有工作机会，而是没有人愿意去从事一些新的第三产业岗位的工作，比如医疗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迅速，却严重缺少医生，缺少护理人员。又比如，未来中国至少需要增加几百万个和养老服务有关的福利产业工作岗位，但是这些产业发展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人才。
所以，就要求相关配套政策跟进，在就业政策上做出创新，支持更多的年轻人改变择业观念，按社会需求更多地选择社会服务类工作。
在其他政策上，也要配套改革。比如说，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原来是15年，这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就要考虑适当延长；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机制，既要兼顾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又要有一定的激励性。社会保险是一项追求公平的社会政策，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大锅饭”。公平性意味着国家需要建立养老保障制度，为所有国民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多缴多得意味着承认一部分人的特殊贡献，意味着这项制度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的制度不是社会保险制度，只是福利性制度。
来源：综合采编自中国劳动保障报
责编：张彦雄
审核：徐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