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滑向希腊化的风险，即巨额养老金缺口和民粹化福利与经济发展能力间失去平衡。希腊化，是指政府或者受民粹的压力，或者为选票等讨好民众，脱离经济发展水平，承诺和提高工资水平、延长休假天数、缩短工作时间、提高退休金水平、派发现金、全民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等福利，而其经济产出，特别是政府的收入，不能满足这样的福利，于是财政赤字、国家举债、入不敷出，最后发生债务链断裂、金融动荡、经济收缩、失业率高企、工资养老金等水平下降、医疗等福利被压缩。

　　金融体系的脆弱和风险程度较高。在中国，一方面，因政府治国理政的事务范围不清，执政成本太高，太多的政府收入用在了治理体系本身上，而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能力被消弱；另一方面，未来也会遇到非常严重的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的民粹化倾向，在要求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福利的同时，也想尽量少交税费，这对未来政府的支出是一个考验；二是少子化严重，22到44岁人口规模不断减少，老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加上养老等社会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起步开始建立，未来养老金缺口巨额，并且会越来越大。

　　民粹主义福利化与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将增加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将转移向财政迫使其发债和扩大赤字，债务和赤字向金融体系转嫁，使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金融体系都处于脆弱境地之中，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人口结构合理，或者老龄化问题比中国轻一些的国家要高得多。

　　失业问题可能会较为严重。而因退休金的缺乏，必须延长劳动年龄，延长交纳退休金的时间，减少领取退休金的年份，以此来缓解养老金缺口的恶化。国民经济遇到了一个悖反：（1）劳动力人口的收缩，本来使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减轻，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进而会使得就业更加容易。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了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升，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向国外转移，致使劳动力工作岗位也同时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工资成本提高，使劳动密集产业的增长下行，也使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行。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按照奥肯定理，又使失业率上升。

　　（2）机器人造成失业压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许多企业用智能制造的方式，利用机器人代替工人；甚至一些餐饮服务业也在用机器人代替服务员；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无人机无人驾驶系统等，代替快递员和驾驶员。

　　（3）延迟退休，老年人占据工作岗位，一定会影响到青年人的就业。因此，不按规律地减少人口，反而造成了人口就业的困难。

　　（4）养老金无论是征社的社会保险金，还是政府其他财政收入转移入养老，或者是个人的商业养老保险，都是产品和服务成本的一部分，届时劳动力短缺使劳动力成本昂贵，而由于老龄化太严重也使产品和服务中的养老金成本比例也要比其他国家高，这使得中国经济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